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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中国佛教对日本花道发展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09-17

日本有八千万佛家弟子,不论在日本信仰什么宗教,最后都必须归入佛教。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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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785年)编修。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

  《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有和歌、物语、日记、随笔等等。《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集和歌1100首,文笔细腻、技巧纯熟、文字优美。

  镰仓以后,武士成为社会栋梁,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提倡武士美德,忠君守义,重名轻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新古今和歌集》、《保元物语》和《平家物语》等。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吾妻镜》。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日本文化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回复:

我想说的是日本佛教没多大发展,因为它早已发展成一种附佛外道形式,出家人娶妻就是一个例子,经书说过,若出家人出家后还行俗事,当堕无间地狱,可是他们不守。也有坚贞的出家人,可他们势力弱,我见过一个,大冬天还穿着破草鞋。难道僧人多就证明佛教昌盛吗,如果他们都误偏离佛道,歪曲佛法呢?有句话叫地狱门前僧道多正是如此。为什么歧视佛教,因为佛教禁欲,而日本是纵欲,到后来佛教也发展得不成样子,如果他们都守戒律,按正道去做事,这才是佛门兴旺之处。

回复:

西元六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其间曾引起正反两派不同意见的争执□,后由崇佛者获得胜利,自此开展日本佛教史新页。日本佛教的发展、演进,可略分为:飞鸟时代(五四六至六四五)、奈良时代(六四五至七八一)、平安时代(七八二至一一九二)、镰仓时代(一一九二至一三三三)、室町时代(一三三三至一六○○)、江户时代(一六○○至一八六八)、明治维新之后(一八六八至?)□等七个时期。

一、飞鸟时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归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摄政的三十年之间,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亲自宣讲佛经及着疏,遣使入唐,将自朝鲜传入中国文化的途径,改为由日本直接与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为国教。推古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灌抵日,弘传三论,开日本三论宗之始,门下俊杰甚多,三论便成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六五三),从玄奘大师习法相,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综观佛教于此初传期间,得到国家的保护,唯当时社会仍多以求神的心态奉佛,尚未进入真正的慧解与行持。

二、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佑民。有圣武天皇热心推展佛教,兴建壮丽宏伟的东大寺,铸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请唐鉴真大和尚□设坛授戒,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学风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和华严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诸宗并存,研究者也数宗并学。唯其中以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视,具有优势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辈出,成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面如写经、佛教文学、美术等,也同时盛行□。综观此期佛教,着重人间性、国家性,并有学术发展的特色,在教理上传承于中国,尚无新论。

三、平安时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学密、禅、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复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着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至此,日本佛教已渐脱离中国的范畴,而发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许多僧侣亦同时至中土求学,即所谓“入唐八家”□,也闻名古今,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称为密宗的兴隆时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因此贵族青年皆以出家为风尚。

平安中叶之后,贵族与武士间的矛盾严重,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涡,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产生□,但也因对末法的警觉,佛教开始出现新的宗派。首先出现的便是含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与惠心源信为代表□。因此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

四、镰仓时代

平安末期经过惨烈内战后,由源赖朝于镰仓设置将军幕府,开展了镰仓幕府时代,亦拉开日本武家专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佛教之间产生多元化的互动与影响。依发展时间先后约分三期。

第一期:□法然(源空)提倡以称名念佛为主的净土宗□;□荣西提倡兼融台、密、禅的临济宗□;□慈圆中兴天台宗、贞庆中兴法相宗□。

第二期:□明惠提倡华严宗的“信满成就”论□;□亲鸾创立以信心为本的净土真宗□;□道元倡立修证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日莲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为证悟之本的日莲宗□;□一遍强调以一心念佛为主的时宗□。

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两派,信仰人数最多,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说是日本本国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镰仓时代是一个转变时期,新的改革运动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历史上展开新页。

五、室町时代

由于社会动乱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禅宗因武士的归仰□及其“明心见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战祸中一枝独秀的盛行于社会各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又禅宗高僧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崇和拥护,也自然推动了“禅”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是确立“五山文学”□地位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另外,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宗派,皆在创始人圆寂后,因思想正统之争,而逐渐分裂成许多派别,但仍受到许多农民信众的护持。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一是与武士联合以适应环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则结合被压迫的民众,如农民及下阶层人,以争取有利形势,如净土真宗及日莲宗等即是。

六、江户时代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为使日本减少外国的压力与内部纷争,颁行“锁国政策”,以禁止耶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佛教与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稳定中持续发展。德川家康是净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与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侣的生活获得了保障,但也导致佛教发展的停滞。

本期佛教有隐元隆琦禅师(一五九二至一六七三)从中国应邀至日本创黄檗宗最受瞩目。“黄檗宗”与临济、曹洞二宗并称,为日本禅宗第三大派。整体来说,本期的法度制度,是奖励学问的,然在思想方面却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学研究上并无特殊表现。反之,江户末期,儒学与国学却积极推展,此时日本神道也应时复兴□,但是受到“废佛毁寺”的影响,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七、明治维新

孝明天皇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第二年开始“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又以种种理由,迫令僧侣沿用俗姓,甚至鼓励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发起“护法一揆”(团结一致)运动来反抗,才获得停止,但有日本净土真宗受其影响。至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等大力宣导宗教自由立场,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过宗教自由的法律规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过困厄时期,进入新的时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的新风气普遍展开,佛教大学的建立、经典的整理,以及佛学辞典的编纂发行等工作,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学的内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经脱离中国佛教型态与观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酝酿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间。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更是蓬勃发展,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其中以日莲系分化出来的最多,如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发展极为迅速□。

[注释]

□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受肯定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佛像、经论.日本各界面对佛教的传来,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认为佛是“他国神”,是“蕃神”,惟 恐引致国神之怒,而将佛视为灾厄之神;而奉佛派的苏我氏,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而苏我氏崇佛与物部氏反佛的信仰之争,除引发佛究竟为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外,实际上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立场。

□日本佛教发展的分期不甚相同,今所列参照《佛教.教史.日本佛教简史》。

□圣德太子(五七四至六二二),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开始摄政,为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隋朝时曾派遣留学生至我国。太子大力提倡佛教,重大功绩如下:□开讲佛经并亲制《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礼遇高僧,拜惠慈法师为师;□制定宪法笃敬三宝;□设置僧官及颁布僧尼令;□遣使入隋,求取经论;□兴建四天王寺、法隆寺、广隆寺、法兴寺等,并铸造佛像;□设立悲田院、敬田院,从事佛教救济事业。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圣德太子一生,对日本佛教传播及发展,居重要地位,不只奠定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及儒学成为日本思想文化重要的部分,史称“日本佛教之祖”,深受日人敬重。

□鉴真大师(六八七至七六三),为唐代高僧。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睿、普照等来唐留学,请师东渡弘传律法。师虽五次东渡未果,其间颠沛长达十一年之久。后虽双目失明,仍不稍减其赴日之志。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七五三),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复请师东渡,是为第六次启航,抵日,受到日本朝野举国的崇敬,圣武天皇敕封为“传灯大师”,并请师在东大寺开戒坛,天皇亲自登坛受菩萨戒,并率皇后、太子等共五百多人受戒,是为日本佛教戒法的滥觞。师携往日本的大量佛教经像、艺术品等,对发展日本医学、雕塑、美术、建筑皆有相当贡献。

□圣武天皇(七二四至七四九)与皇后(光明皇后)皆虔信佛教。圣武天皇以华严思想实现政教合一的理想,明显表现在东大寺及国分寺的兴建上。圣武天皇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至“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作为中心的附属,这些国分寺都有封户和土地,僧众须定期诵戒,及读诵《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仁王护国经》等护国经典,藉僧尼的修持,达到护国的目的。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皆设有佛教组织体系。

□奈良六宗又称南都六宗:

□三论宗,系由高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西元六二五),由高丽僧慧灌(吉藏的弟子)传入,成为日本三论宗始祖。二祖智藏,三传道慈,并创法系为“大安寺流派”。智藏传智光、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流派”。大致说来,奈良之前系以三论宗为佛学主流,而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期,三论宗渐趋式微。

□法相宗,有四传:初传为道昭(曾师事玄奘),携回舍利及佛经,安置于法兴寺东 南建禅院。二传为智通、智达,亦曾入唐师事玄奘及窥基。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又称“飞鸟传”。三传是智风、智鸾、智雄。四传为玄昉,曾入唐从慧沼弟子智周学法相,后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御笠传”。法相宗系奈良佛教的主流。

□律宗,有三传:初传为汉人司马达之女善信尼(曾驻锡于百济樱井寺),二传为唐僧道睿,三传为鉴真大师,然前二位皆未传戒法,直至鉴真大师才筑坛授戒,史称“日本律宗始祖”。后以唐招提寺为律宗本寺。其后此宗渐次式微,至实范、觉盛、睿尊等人相继而出,律宗才又复兴。

□华严宗,圣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璿传入华严章疏,后由高丽僧审祥法师开讲晋译《六十华严》。审祥曾入唐从法藏大师受学,后宣扬华严思想,日本即尊审祥为初祖,良辨(曾受学道璿)为二祖,良辨弟子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由于圣武天皇极重华严,因此当时的华严实有帝王宗教之势。

□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中国或日本,仅为一学派,正确传入日本时代不可考,一般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道场。

□成实宗,系依《成实论》得名,惟实际上并未成立宗派,仅附属于三论宗之下。

□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前期的圣德太子及此期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不少佛教诗歌。而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不断的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保存有当时美术工艺品、雕刻、绘画、铸像、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可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布佛法和书道文化也很有贡献。

□又称“传教大师”(七六七至八二二)。延历二十三年(八○四),与空海同行入唐,从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满受天台教义,从天台山翛然受牛头禅,并从道邃受大乘菩萨戒,后又从顺晓受密法。翌年返日,于比睿山建立道场,盛弘天台义理,兼传密宗和大乘戒法,创日本天台宗。最澄所创的日本天台宗,将天台、密、禅、律四宗融和为一,倡“圆密一致”、“四宗合一”,称为“台密”。

□又称“弘法大师”(七七四至八三五)、“高野大师”。延历二十三年入唐,从青龙寺惠果阿闍梨受传法灌顶,密号遍照金刚,成为最早受习真言教学的日本僧人。日本大同元年(八○六)返日,后建高野山金刚峰寺及平安东寺为永久道场,创日本真言宗。天长五年(八二八),创建综艺种智院,教授道俗弟子诸学,确立密宗教学,该院亦为日本最早私立学校,后人称空海所传密宗为“东密”。

□即最澄、空海、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与天台及真言两宗合称“二宗八家”。

□由于政治的纷乱,寺院生活趋于世俗化,僧兵亦有暴乱的现象,因此出现末法思想。

□念佛往生派,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在镰仓时期发展隆盛,念佛宗的创始人是天台宗系的良忍。此“念佛思想”在奈良时代即有弘扬,但成为民间大众化信仰,则是空也上人的大力提倡。良忍的弟子源信撰有《往生要集》,将有关净土教义的一百六十多部经典编列在一起,有系统的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镰仓净土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另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平安时代也有净土思想的盛行,但仍附属于他宗的地位,直到法然上人(一一三三至一二一二)时,净土宗方告独立,是为日本净土宗开祖。法然上人因读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及源信的《往生要集》而归命念佛,他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称名念佛。由于简单易行,便迅速扩展开来,但为当时保守教徒所非议。法然着有《选择本愿念佛集》,门下弟子很多,并各自成派立宗,其中亲鸾开出净土真宗 ,一遍开出时宗,迄今仍为日本佛教的大宗派,可见法然对日本佛教影响之大。

□荣西禅师于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学习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建久二年(一一九一)归国,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后世尊其为日本禅宗开山祖师。他主张天台、真言皆是禅者应学之教,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特色的临济宗。又因师精通饮茶养生法,撰有《吃茶养生记》,为日本茶道的肇始。

□镰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批评最强烈。另法相宗的贞庆,对法然的专修念佛亦采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

□南都华严宗僧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后不能认同,因此严加批驳。代表其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

□亲鸾所创净土真宗,以弘扬弥陀真实教义而立名,以一心一向归命阿弥陀佛为宗旨,故称一向宗。其以净土三经及《十住毗婆沙论》、《净土论》为根本经典,撰《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一书,而立“教信行证”四法的教义。法然主张以念佛为主,亲鸾则强调以信心为本的他力往生说,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即可仗佛力往生。又已得信心者,必住于正定聚,而与如来相等不二。亲鸾认为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至亲鸾的曾孙觉如,正式以本愿寺为真宗大本山,第八世莲如,教势蓬勃发展,惟彼时德川家康忌惮本愿寺势力过盛,故于庆长七年(一六○二)将本愿寺分为东西两寺,即今之两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称本愿寺派,东本愿寺称大谷派)。此外,亲鸾门叶繁荣,流派渐次分立,总称真宗十派。

□道元(一二○○至一二五三)二十三岁入宋求法,遍参禅宗诸师,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之风),并得印可。归返日本后,创建永平寺,大扬曹洞禅,永平寺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道元所传的禅风主张“修证一如”,亦即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故提倡“只管打坐”的实践法门。

□奉《法华经》为唯一佛教经典。认为《法华经》是一切经的耳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藉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即可感得常寂光净土,此即为该宗唱题成佛的特色。日莲另着有《立正安国论》,表其确立正法(《法华经》),以消除天灾人祸,进而安定国家。因此,日莲宗的教义不仅限于个人救济,更重于救济社会及国家。然有强烈的排他性,也因而引起其他宗派的不满。

□一遍所创时宗,取名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其传教方式为“踊跃念佛”。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须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主张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如能一心不乱念佛,死后即可往生。

□禅宗初传入日本时,与当时的武士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培养的方法,所以禅门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也增长禅宗的盛行。

□“五山文学”,时当宋僧一山一宁赴日的镰仓末期开始,至室町时代,活跃于日本文坛而以五山为中心的文学。在镰仓时代,中国高僧赴日以及日本学问僧的入宋不绝于途,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其中以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一山一宁赴日后,掀起风潮,其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代,开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临济宗僧。为宇多天皇后裔。九岁即通学内外典籍。后悟佛法本非义学,乃参禅于一山一宁、高峰显日诸师。正中二年(一三二五),应后醍醐天皇的召请,住于京都南禅寺、镰仓圆觉寺,大扬禅风。其法系并非单纯的禅风,尚带有密教色彩,形成梦窗派(一称嵯峨门派),嗣法弟子五十余人。

□即宗峰妙超(一二八二至一三三七),临济宗僧。十一岁出家,嘉元三年(一三○五)后,参学于南浦绍明,后得印可,而嗣其法。得花园天皇及后醍醐天皇皈依尊信,敕号兴禅大灯国师、高照正灯国师。建武中兴时,受封为无双禅苑宸翰,推为五山第一。

□是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净财的募化、新寺的建设等对寺院制约所设立的法令规章。德川氏先后颁布比睿山法度、永平寺法度等,将佛教纳入他的封建政权体系中。

□是将全国每个国民都归属在寺院中,每人选择一宗的一寺,并自为檀那,负有维持寺院的费用开支及寺院住众生活的责任。反之,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权,凡檀那家遇结婚、生产、死亡等事,均需由所属寺院开立证明。其实建立此制的最初目的是为肃清耶稣教的势力。

□为防制外来文化思想,具体表现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日本神道应时复兴,尤在江户末期,神道教于政治上的需要较宗教上的需要更为殷切,而成为当时政教混合的主流。

□因受日本“本地垂迹说”,揭示神只为佛陀所化现,因此各种神只乃至一切由人而成的佛,均被视为佛菩萨的变化身,故而推论神只即佛陀,神佛一体。因此,佛教已经成为神道的一部分,神道也列入佛教体系之内,方有尔后“神佛分离令”的实施。明治元年,朝廷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恢复任命神只官,全国神社与佛教分家,并禁用佛语称呼神号,禁供佛菩萨像及禁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中着僧服的神职人员恢复神职服饰,神社自行独立,脱离佛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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